抗战胜利后，宋子文看到昔日恋人盛爱颐，深情地对她说：“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”谁知盛爱颐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只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丈夫还在等我呢！”就转身离去了。
1945年秋天，抗战刚胜利不久，上海街头到处是劫后余生的喜悦气氛。盛家老五在私宅安排了一场下午茶，盛情邀约七妹盛爱颐前来。她没多想便赴了约，推门进去，却一眼瞥见坐在沙发上的宋子文。空气仿佛凝固了一下。
宋子文站起身，声音低哑地开口：“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”盛爱颐没有看他，脸上平静得像一汪深水，只淡淡说了一句：“我先生还在家等我。”说完转身便走，留下一屋子尴尬。
这一年，盛爱颐四十五岁。距离她认识宋子文，已过去了二十八年。
盛爱颐生于1900年，父亲是晚清巨富盛宣怀，一手创建了轮船招商局、汉冶萍公司等实业，被后世称为“中国实业之父”。她在盛家八个女儿中排行第七，人称盛七小姐，和孙宝琦家的七小姐孙用蕃齐名，是上海滩最出名的两位“七小姐”。
盛爱颐打小生活在花园洋房里，却并非只懂绣花描眉的闺秀。她进了圣约翰大学读书，受新式教育熏陶，眼界开阔，性子也刚强。
父亲在她十六岁时撒手人寰，家中大小事务落到寡母庄夫人身上。盛爱颐不忍母亲一人操劳，便常常陪着出入各种场合打理事务，小小年纪就已显出过人的干练。上海滩渐渐传开一句话：盛家的七小姐不是个简单人物。
但真正让盛爱颐一生挂怀的，还是跟宋子文那段情。
1917年，宋子文从美国回来不久，靠着大姐宋霭龄的关系，做了盛爱颐四哥盛恩颐的英文秘书。他常到盛府汇报公务，时间一长便和盛爱颐认识了。
宋子文一表人才，谈吐不俗，盛府上下对他印象都不错。为了多和盛爱颐相处，他主动提出做她的英文老师。书房里一课一课地上下来，两颗年轻的心越靠越近。
庄夫人察觉后，心里打起了鼓。她派人去查宋子文的底细，得知他父亲是教堂里拉洋琴的，觉得门第实在悬殊，便下了决心要拆散这对年轻人。她让盛恩颐把宋子文调离了上海。
1923年初，宋子文在宋庆龄引荐下准备南下广州投奔孙中山。临走前他找到盛爱颐，求她跟自己一起走。盛爱颐左右为难，一边是母亲，一边是恋人，最终亲情的分量还是压过了爱情。
她没跟他走，却掏出一把金叶子塞进他手里。那是定情信物，她没说破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我等你回来。”宋子文接过去，说：“算我借你的。”
这一等就是七年。
宋子文到了广州后平步青云，很快当上了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。春风得意时，他认识了江西富商之女张乐怡。1928年，他和张乐怡举办了盛大婚礼。消息传回上海，盛爱颐大病一场，像被人从骨头里抽走了一股力气。
病愈后，她像换了个人。她答应了母亲生前安排的婚事，嫁给了表兄庄铸九。婚后她把精力全部投到了事业上。早些年盛家闹过一场轰动上海的争产案，盛爱颐以未嫁女的身份将兄弟子侄告上法庭，最终胜诉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遗产。
她用这笔钱在静安寺路盖了一座六层美式风格的大楼，取名“百乐门”。这座舞厅后来成为老上海纸醉金迷的象征，尽管不久便因经营问题转手他人，但“盛七小姐盖百乐门”的故事，却成了一代传奇。
盛爱颐此后一心扑在教育与慈善上。她是上海南洋公学的校董，还做主把盛家愚斋藏书楼十几万卷珍贵典籍悉数捐出。日子本来可以这样平淡地过下去，偏偏宋子文又出现了。
托盛家老五安排的那场下午茶，是宋子文存心安排的。他想见一见她，说上几句话。可盛爱颐连一顿饭的面子都没给，留下那句“我先生还在等我”便离去了。事后有人问她为何如此决绝，她说：“等过的人，要么一生，要么陌生。”
新中国成立后，盛爱颐选择留在上海。她和丈夫过着养花练字的安静日子。到了特殊年代，她的家被抄了，房子被占了，夫妻俩被赶到一间挨着化粪池的汽车间里居住。
可即便落魄到这个地步，盛爱颐每天仍会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裹着旧旗袍，坐在门口慢悠悠地抽雪茄，跟弄堂口的小贩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，脸上不见半分怨怼。
1983年，盛爱颐去世，八十三岁。临终前她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平静从容。爱过恨过，拿得起也放得下，享得富贵也受得苦难。这样的女子，才是真正的一朵上海之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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