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亩佳音
寄出地：武汉市江夏区桂子村
一群“60+”守护家乡稻
9月中旬的一个清晨，江夏区法泗街道桂山村，565亩香稻田里，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秆，风一过，“沙沙”作响，空气里浮着一股甜丝丝的稻香。
68岁的胡德新在地头转完一圈，蹲在田埂上掐下一粒谷子，在掌心一搓，嫩白的米仁扔进嘴里慢慢嚼，嘴角就咧开了：“就是这个味！咱们村的米，又香回来了。”
他身后站着62岁的王绍华和胡协春，三人都是一件汗衫，裤脚挽到膝盖，往田埂上一站，活脱脱的老农形象。很难想象，3年前，他们还是人人艳羡的成功人士——胡德新做过村支书，卸任后在后辈的厂里做管理；王绍华在外创办了化工厂；胡协春开了一家红火的餐饮店。花甲之年放下城里生意，回村扛锄头，不是生计所迫，而是作为农民最淳朴的执念：地，不能荒着。
胡德新（左）和老搭档胡协春（中）、王绍华（右）一起巡田。记者蔡梦娅 摄
离乡20年，回来叫“归田”
桂山村靠鲁湖，属金水河流域，土肥水软，是老天爷赏饭吃的好地方。老辈人常说，用金水河的水灌出来的稻子，清香、黏软、凉了不回生。2010年，“法泗大米”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，桂子山一带出产的“桂子米”，就是这块金字招牌最老的底色。
胡德新就生在桂子山脚下。“秋收一开镰，整个湾子都是稻香。”这是他记了几十年的场景，是童年最踏实的味道。后来务工潮兴起，村里的年轻人像候鸟一样往外飞，2008年胡德新卸任村支书后，也离开了家乡，到后辈的厂里做管理。至于家乡的15亩田，他先是交给兄弟种，2023年又流转给承包商，自己只管每年拿钱。
王绍华和胡协春的境遇相似，一人在外办厂，一人在外开店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三人的共同点，便是对家乡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。“在外创业多年，家里的田虽然交给了别人打理，但心里总放不下。”胡德新说。
桂山村的山水资源丰富，但小丘陵地貌成了现代农业规模化种植的天然瓶颈。稻田像被打碎的镜子，高低不平，大型收割机开不进去。
“种田成本高、收益低，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或打工或创业，留在村里的多是70岁以上的老人。”桂山村党支部书记余冬明回忆，“2024年初，上一个承包方租地种了一年，觉得收益不行，立马撤走，留下村里500多亩田地没人接手。”
胡德新还记得，当时他和王绍华、胡协春刚好周末回村，看到年近80的胡大爷坐在门前石墩上，望着田一边叹气一边唠叨：“种不动啦，种田的工具早就卖了。我家20多亩田都流转出去了，以前每年拿7000多元土地流转费，日子还算过得去，现在连这钱也没了着落。”老人的话像针一样扎在胡德新三人心里。
胡德新正在查看香稻长势。记者蔡梦娅 摄
2024年4月，眼看着春耕了，还是没找到人接手田地，余冬明急得嘴上冒泡。村民的无奈，村支书的焦急，都被周末回乡小住的胡德新三人看在眼里。一天下午，胡德新拎着一壶热茶，约上王绍华和胡协春，坐在院子里聊起了盘活田地的事。
“上周我去胡大爷家，他拉着我的手说，种了一辈子地，现在看着地没人种，心疼啊！”胡协春嗓子有点哑，率先开口。胡德新把茶杯搁在石桌上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：“不能看着良田长草。”王绍华没说话但拳头攥紧了。
三人沉默半晌。最后，王绍华放下茶杯，说了句：“干吧！我们来种！”
18个股东50万元，田地有了“接盘人”
人有了，资金从哪来？所幸，桂山村有一群“特殊”的村民。桂山村民风淳朴，村民黏性极强，有不少像王绍华一样事业有成的企业家，即便在城里安了家，周末也要回村看看，参与村里大小事的决策。
一周后，由三人牵头，召集了另外15位企业家和老乡贤，集资50万元，成立鑫桂山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。消息传到村里，瞬间炸开了锅。胡大爷搓着手，眼眶泛红，欢喜的同时也很担心：“你们会不会又像上次的人一样，种个一两年就拍拍屁股走人了？”
胡德新三人的回答，给了村民一颗定心丸：“至少5年，再困难我们也会种下去，同时继续寻找‘接力棒’，只要有人在，这块地就不会荒。”
2024年5月，46户村民将自家土地托付给合作社。签完合同，老人们欢喜地拿着土地流转金，脸上的褶子都舒展开了。胡大爷家的流转费又有了着落，他拉着胡德新的手，颤抖着声音说：“地交给你们，我放心。”
而村民的帮衬，从签完字那天就开始了。500多亩农田，挖掘机忙碌了3天，边边角角的地方需要人工除草，60多岁的余师傅扛着锄头第一个下田，一分工钱不要，只说“顺手的事”。
紧赶慢赶，第一年的水稻播种还是晚了半个月。靠着老一辈的种地经验，合作社选择了稳产稳收的黄花粘常规稻品种。种子全部下地，他们才松了一口气。然而，困难接踵而来——田块高低不平，机械化难度大，用水成了大问题。
“抽水设备跟不上，又遇上干旱天气，有的田都干得裂了缝，只能靠人工挑水浇灌保苗。”胡德新说，那段时间，抽水泵站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，村里几个大哥轮流帮着守泵站，“我们急得睡不着觉，但心里也暖得很”。
胡德新（左）和王绍华（右）正在检查灌溉水渠。记者蔡梦娅 摄
时隔20年重新种地，第一年常规稻亩产只有1000斤左右，除去人工和成本，每亩倒贴近200元。“500多亩田，亏了近10万元。”三个老伙计站在高低不平的田埂上，手中的账本翻了又翻，陷入反思：这条路，还走得下去吗？
除了亏本，家人的不理解也让三人压力倍增。胡德新的妻子在城里带孙子，一个月碰不到几次面，每次通电话都要数落他一番。王绍华和胡协春的家人反应更大：“放着清福不享，非要回去瞎折腾，还连累大家一起赔钱。”
“灶台那头的骂声”让三位老伙计一度萌生了退出的念头。胡德新坦言：“第一年种地，热情最高，摔得也最狠。好几次坚持不下去，都是老搭档互相劝回来的。”
“有时候想想，我们回来种地的初衷，不就是不想让良田荒着，稳住老人微薄的收入？亏了钱是小事，要是地荒了，咱们对不起乡亲们的信任。”胡德新给大家打气：“钱亏了，至少地没荒，粮还在，就没白种。”那天晚上，三个老伙计在院子里小酌，一杯下肚，王绍华红着眼说：“我们当年出去，是怕穷，现在回来，是怕忘本。”
从黄花粘到香稻的破局之路
“满血复活”的三人，复盘这一年的种田之路，寻找破局的契机，被米厂老板的一句话点醒：黄花粘是本地老品种，虽然稳产稳收且米质不错，但卖不出好价格。他们意识到，守着常规稻种植的路走不通，必须更换新品种。
2025年开春，胡德新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拿出200亩地，试种雅香·优郁香、珠两优5298、华夏香丝3个特色香稻品种。消息一出，质疑声响起。合作社股东之一、负责田间管理的村民胡德发首先反对：“常规稻种得好好的，干嘛要换品种？成本高，风险又大，还难打理！”村里其他种植户也围过来，七嘴八舌：“黄花粘稳当，收了就卖，你弄些个花玩意，到时候卖不掉，哭都来不及！”
但胡德新坚持换种转型。“好米自然能卖出好价钱，咱们这儿的土和水，本就适合种香稻。”经过多次股东会，胡德新的换种想法终于获得多数认可。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
“香米种植需要更精细的田间管理，尤其是对水的要求极高。”为了种好香稻，合作社专门请了人来看管田间水位。胡德新解释，由于优质香稻的植株间距较大，水位低了更易滋生杂草，跟稻苗抢肥抢光照；水位高了容易淹住稻芯，影响水稻生长。“看水”是一门技术活，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农随时调控，每天早晚各巡查一次。不到半年，“看水”的工人就换了两个，没人愿意干。“这田没法看，东边水满了，西边还干着，一刻都不能松懈。”村民胡德桥摇摇头，宁愿去城里打零工也不愿再接手。
鑫桂山合作社种植的雅香香稻长势良好。记者蔡梦娅 摄
抱怨声中，胡德新三人只好将城里的工作全部转交给家人，回到村里全心扑在田间，轮流值守巡查水位。
好不容易到了10月初，200亩香稻长势喜人，丰收在望，正准备开镰收割，却遇到连续降雨天气。“收割时间被迫推后，本以为晚两天不要紧，没想到台风天气带来了稻飞虱虫害，一夜之间，每亩香稻至少损失了300斤。”回忆起当时的场景，胡德新自责又无奈，“辛苦了一年，到头来还是亏损。”
即便如此，胡德新还是在优质香米中看到了希望。他们盘了一下账：种优质香米，每亩成本比种常规稻要多200多元，且管理上要更精细，但在遭受虫灾减产的情况下，香米的产量依旧可观，亩产超过了1200斤，还具有抗倒伏、抗病害等特点，每亩纯利比常规稻高出300多元。
“减产了都比种常规稻效益高，这条路走对了。”胡德新说，这笔账算得他们心里亮堂，“只要路子对，就不怕摔跟头。”
米香了，人也回来了
“这么香的米，要让乡亲们都尝一尝，也得让外面的人知道咱们的‘桂子米’升级了。”去年秋收后，胡德新三人一合计，决定将试种的雅香香米拿出来，自己找米厂，设计包装，做成带有法泗大米品牌标识的成品米。
18位股东合力推销，没多久就在朋友圈火了，回头客越来越多。“完全不够卖，吃过的都说香。”胡德新笑着说，下一步，合作社要寻找更稳定的销售渠道，逐渐扩大种植面积，并带动周边其他种植户改种。
原本最不看好优质香米的种植户胡德发，看到香稻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收益后，已经率先一步改种，今年拿出了35亩稻田，将黄花粘常规稻换了香米品种。而鑫桂山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565亩稻田，今年也全部种上了香稻，胡德新已和米厂签订了收购协议，价格很不错。
胡德新（中）、胡协春（左）、王绍华（右）以及他们加工、包装的雅香香米成品。记者蔡梦娅 摄
桂山村的米香了，人也回来了。合作社成立后，桂山村的村湾环境得到大大改善，村里争取到道路拓宽硬化的项目，曾经只有2.2米宽的进湾道路，现在拓展到了6米。原本只有节假日回村的村民，隔三岔五就回乡，还有不少村民翻修自家住宅，建起了楼房。
秋风吹落在香稻穗上，胡大爷背着手慢悠悠地走到村头，看着金黄的稻浪，闻着空气里的稻香，嘴角咧开：“香，真香！这稻子种得好呀，咱村里的日子也跟着甜起来了。”
记者手记
归田
离开桂山村之后，有一句话一直在我耳边转。胡德新三人笑着调侃自己，现在是“单身老汉”——明明可以安享晚年，却要从零出发，把时间和金钱全投进泥巴里。
这句话他们是笑着说的，但我听着，心里沉甸甸的。“单身老汉”4个字，听着像玩笑，却是选择“归田”后付出的“代价”。决定回到村里常住，城里的家便成了偶尔才能回去的地方。妻子埋怨，儿子不理解，亲戚摇头。三个老汉，在退休的年纪又出来闯了一把。
采访中最让我最触动的，不是他们亏了10万，不是虫灾减产，不是股东质疑，而是胡德新三人每每提到家人时候的不舍与歉意。一次次的抱怨，难免触动他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，可一想起胡大爷“看地荒着心疼”的眼神，他们又坐不住了。这个“坐不住”，比任何豪言壮语都重。
我们见过很多“新农人”的故事，年轻人带着技术、带着资本回乡创业，有规划、有团队、有资金，是农业现代化的先锋力量。但胡德新他们不一样。他们是3个“50后”“60后”，靠着几十年前的老经验起步，第一年摔得鼻青脸肿，第二年还在摔，第三年才慢慢摸出门道。他们的“创业”，没有光环，只有土地。
当舆论习惯将“乡村衰败”与“年轻人流失”画上等号时，“老农归田”恰恰更能证明乡村大有可为。“老农归田”不是生活的退路，而是乡村价值最朴素也最结实的回声。土地的价值，不只在于它能长出多少粮食，更在于它还能不能把走出去的人再“吸”回来，心甘情愿地回来。
三个老汉，也在用自己的力量为后来者铺路。谁来接班？这是胡德新三人最担心的事情，但他们相信，把田种好了，能赚到钱了，人自然就来了。花甲之年选择“归田”，是刻在农民骨子里不服输的勇气，每一粒丰收的香米，都是大地给出的回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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